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
大明万历十二年，神宗皇帝命成造各式床共四十张，而且每张床的成造成本平均超过了一千两。
这四十张是万历皇帝一人所用？还是包含后宫后妃们的日常所需？
即便如此，如果宫中短缺40张床似乎不合理，也不寻常。万历皇帝一口气造这40张床的目的是什么，为什么成本这么高？
此中的背景、缘由也许有迹可寻……
一、给事中何士晋的稽查
万历时期工科给事中何士晋所汇辑的《工部厂库须知》，对于万历及后宫们历年来的各项器用有详细的核算，其中有关卧寝用床之记载如下：以上表列有不少“龙床”的成造，分别是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十月御用监为“慈宁宫等处”所造，十六年九月司设监为“金殿”成造，二十六年御用监为“乾清宫”等题造，还有亲王之国的“龙床”。查万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，御前传出红壳面揭帖一本，传造龙凤拔步床、一字床、四柱帐架床、梳背坐床各十张，地平、御踏等俱全。合用物料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，其召买六项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，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。此系特旨传造，固难拘常例，然以四十张床费至三万余金，亦已滥矣。
明万历 黑漆嵌螺钿描金云龙纹书格
对此御前传出命令御用监成造的四十张床，何士晋认为，虽然不是常例，是“特旨传造”，但是，除原已有的“鹰平木”一千三百根之外，仍需“召买”的六项材料居然还要“费至三万余金”，确实是“亦已滥矣”。按：万历中期，全国每年税入也不过四百万两，三万余金的数额相当于每月税入的十分之一，算下来平均每张床至少用银八百两以上，这还不包括主体的用材“鹰平木”。一般成造床具，木料为主要开销，所费不赀，应至少占总体经费三成以上，因此，如果包括用料，万历的一张床至少在一千两以上。
明 黑漆嵌螺钿花蝶纹架子床
明代中晚期的吴承恩所写的《西游记》虽系小说，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物价。有一段记唐三藏师徒投宿赵寡妇的客栈，赵寡妇开出三个等级的食宿费用，包吃、包住外带“陪唱陪歇”的“上样儿”是一天五钱；自行喝酒，“不用小娘儿”的“中样儿”一天两钱；“没人伏侍”的方便吃宿是“随赐几文”。就算这“随赐几文”是将近一钱的话，将三种价位平均折算，一天约2.5钱，则万历与后宫们的一张床，未计木料，还足够一个江南地区的出外人吃住十年以上。
何士晋所言并非言过其实，发挥了身为言官的尽责本色，而宫中用度之奢靡可想而知。
晚明宫中用度之奢靡，除了万历的态意挥霍，也许还另有不为人知的“内情”。观察万历中期为人廉洁严刻的内阁大学士李廷机，曾对祭酒李腾芳提及：国家工役，切莫先估计。估计皆内相大臣为政，彼但索已橐，故一倍至二三十倍。吾不先估计，且猛浪起工，彼虽日有所需，然不能计成数多少，工止而彼散矣，更无积聚钱俟彼分赃。
李廷机认为内廷太监对国家的工程多所染指，往往多估一倍至二三十倍用以纳入自己的囊袋，李廷机于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地先开工再说，尽管太监们还是日有所求，但就无法成倍地高估工程款去肆行分赃。
明亡前的崇祯十四年（1641年）重立孝陵碑石，“户部给石价四千金，石出宜兴山中，实七百金”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清兵入关后，南京的弘光朝以武英殿为正朝之所，将殿重漆，仅五根柱子的小殿，“工部仅涂朱费三千七百余金”，负责的官员说：“若民间，不过三十金耳。”明代官工之浮冒似由来已久，且习以为常，即使在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，太监们仍不改其本色。
以此推测，万历十二年成造的四十张床，内廷相关太监们的“油水”可想而知。
万历十七年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献“四箴”，批评万历纵情于酒、色、财、气。清人也批评万历：明之亡，实亡于神宗。也许万历真是大明帝国衰亡的罪魁祸首，酒色财气“四箴”之说并不为过，但是，有关“财”的骂名，大伴冯保被撵走后，内府太监的“坐地分财”，如果不是“居功厥伟”，相信至少也是“从犯”。
明万历 紫檀嵌大理石砚屏
这40张床中，较具体的形制有“龙凤拔步床”及“四柱帐架床”。前者依字面看来，应是支架式“拔步床”于围板或床顶四角雕龙刻凤作为纹饰。
不过，明代的《鲁班经》“叙述江南民间建筑的大木、装修、家具的式样做法……明中叶以来，以长江下游为中心，传布于附近诸省”。
也就是说，《鲁班经》是明代中期以降，江南民间建筑或家具制作的通行依据。所说的“江南”，大致在今安徽、江苏、福建与广东一带。该书有一幅大床图式，在原来的六柱架子床加设前檐，有如“在架子床外增加了一间小木屋”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“屋中之床”结构相近，但“此屋非彼屋”。虽然也是三面围板封住，但前者槅扇门上有绵密的纹饰、下有档板，床板下密不透风，后者两根支架间的下摆施低矮的围栏，其下简化的云纹腿足间可见床下架空，简短的出檐门楣缺乏建筑元素如斗拱构件等。出入口也特别宽敞，结构上显然还是以轻巧通畅为主，有别于北方或西北地区整器“坚实封闭”的特征。目前所知《鲁班经》的最早版本是收藏于宁波天一阁的明中叶《鲁班营造正式》，唯其脱落过多，未见有关家具的绘图，而万历刻本的《鲁班经匠家镜》系据此增编而成的，是以所出现的家具，包括如屋的大床等，应在万历时期或更早就已通行民间。据此推测，此如屋的大床具备了正德以来北方及西北地区“如屋似龛”床制的部分元素，是否辗转南下之后，为求适应江南闷热潮湿的环境而有所改良，保留隐秘性高的如屋外观，内部仍具备简明轻巧透风的架子床特色，形成外北内南的“大床”形制，仍待进步探讨。万历皇帝一口气传下特旨成造四种不同的床制各十张，在家具的制造上算是不小的工程。这四十张床应非万历一人所用，应包含后宫后妃们的所需。即便如此，若说宫中一时短缺四十张床，似不近情理，也非比寻常，此中的背景、缘由也许有迹可寻。
万历自十岁登基以来，内有生母慈圣太后与其耳目太监冯保，外有太师兼太傅内阁首辅张居正，三人对年幼的万历管教十分严厉。皇帝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还曾因酒醉失仪被太后逼下《罪己诏》。万历十年六月，辅政长达十年的张居正去世，二十岁的万历亲政，半年后就以“欺君蠹国、罪恶诛重”之罪将“大伴”冯保谪调南京守陵，接着在万历十二年四月抄了张居正的家，至八月时犹认为张居正犯了“箝制言官，蔽塞朕聪。……专权乱政，罔上负恩，谋国不忠”等罪。于此其间的七月下此特旨传造这四十张床，从时间上推测，此“左打冯保，右批张居正”的一连串作为，应系反映长久以来被两人左右夹制之束缚顿去，大权独揽之后，在物质需求方面的“小试身手”。
此四种床制可能均为当时江南传来的时尚新品，大内罕见之物，自欲尽情把玩，或分赐后官。
此推论也许有待进一步证明，但无论如何，此段记载至少反映年轻的万历皇帝好不容易亲政后，其独当一面的快意作为之一，也造成宫内用床因而呈现多元化的现象。
